导航:首页 >> 科普知识 >> 科技文苑 >> 科普文摘 >> 正文

“赶婚”引起的文化忧思

 

 猴年岁末,好多地方出现了“结婚扎堆”的现象,有人形容说“连空气中都迷漫着结婚的味道”。
  寒地冻,为何难挡中国年轻人的结婚热情,他们为何要急着赶年终这趟“末班车”?许多人分析说,这与明年“无春”、“寡妇年”之说有着重要关系,甚至有人对这一现象给予了无情的批判,说这是“封建迷信思想的回流”。
  实,在这些表面现象的背后,当人们静下心来进行冷静思考和分析,就会发现,暗藏在岁末“婚潮涌动”背后,有很多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和社会问题——

“赶婚”引起的文化忧思
 2005-1-14

  排队“登记”喜宴爆棚
    岁末全国“婚潮涌动”
    “赶婚”正在全国形成一股风潮。受“无春乃寡妇年”说法的影响,各地不少新人避开没有立春的农历鸡年,将婚期提到了猴年末。据国内媒体报道,一些大城市出现了排队登记结婚的情况,在北京甚至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排队到午夜的“景观”。这场突如其来的“结婚潮”,也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关注。
    为了形容猴年岁末结婚人数之多,近一段时间来,各路媒体用“结婚扎堆”、“喜宴爆棚”、“结婚人数飙升”、“红色罚单满天飞”等夸张语句形容了大江南北不同的喜庆场面。
    中国现行的历法有阳历和阴历之分,阳历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规律制定,一年为365.24天,阴历按月亮盈亏变化规律制定,有平年和闰年之分。受阴阳交错影响,2005年2月4日,尽管已到新一年的节气“立春”,但农历猴年的岁末还没结束,是农历腊月廿四,从而导致鸡年“无春”,被民间称为“寡妇年”。一些人认为,逢此年结婚不吉。
    受此影响,一些人确实提前了婚期,将本来计划鸡年举行的婚礼提前到了猴年,这也就一定程度上促成近期结婚人数增多。
    尽管“寡妇年”之说受到了人们的批判,一些天文学家和民俗专家都认为这是无根无据的谬论,但它还是在中国人心底掀起了层层波澜,特别对那些正在走向婚姻殿堂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无疑提出了一个新考验:面对古老的传统和现代的文明,他们将用怎样的方式来选择自己的人生大事。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柯杨说,无可否认,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婚姻习俗,在中国年轻一代人的心灵深处,仍然有一定的地位,毕竟婚姻是人生大事,谁都想平平安安过好一生,一些人赶在年底结婚,本身就说明了人们对传统婚姻中“择吉”习俗的遵从。
    民俗学家在研究中发现,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使中国传统婚姻形成了许多风俗观念。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尽管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及时嫁娶”、“门当户对”等已经被自由恋爱和平等婚嫁所取代,但选择一个“良辰吉日”举行终身大事,仍被许多年轻人所看好。
    “流行下的盲从”
    深层是一种“文化迷失”
    无春不宜婚,这种民间说法由来已久。但是社会发展至今日,如此流言再度甚嚣尘上并且广为流传却让人匪夷所思。
    无独有偶,挤爆医院抢生“猴宝宝”的新闻也屡屡见诸各地媒体,据称是因为“羊年出生的小孩命不好”;星座占卜、网络算命近年来在年轻一族中的流行,亦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所有这些,难道仅仅一句“封建迷信”就能作结?
    说来很有意思,几乎每次一有这种现象产生,民俗专家、天文学家、社会学家都会出来谆谆“告诫”:不要盲目跟风———因为历法和福祸没有任何关联;“属羊命不好”也纯属无稽之谈。可“跟风”者也说了:这些我都知道,不过“趋吉避凶”是人之常情。所以有人戏称:这是现代科学落败于迷信流言。对这样一种大范围的群体非理性行为,专家是怎么看待的呢?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宋林飞说,在西方,不少从事自然研究的科学家对一些唯心主义的东西也很崇信。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就人的知识面而言,谁都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是整个人类社会,现在对很多现象也还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流言并非完全由于愚昧、无知而大范围流行,那么,就不能简简单单用“迷信”二字来解释。
    有一个概念叫“流行”。流行不是个体行为,而是群体行为。如果说上述种种是“流行下的盲从”,也许有些失之偏颇,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清醒”的,他们知道这是无稽之谈。这不是时尚与时髦,那么是否可称之为“时从”现象?大家为什么愿意跟从呢?因为结婚、生子毕竟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很多年轻人担心,如果跟流言“对着干”,会给家庭、亲友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也就选择了一种时下大家都认为“更安全”的行为方式。
    虽然“清醒”,但还是“跟从”;明知“荒谬”,却仍“流传”,这的确令人费解。在所谓的“趋吉避凶”的理由后面,隐藏的是人们在社会机器高速运转下,对自身命运、未来前途的不确定感、不安全感。可是,大家为什么要跟从这些“无稽之谈”呢,是因为缺乏更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追随?
    宋林飞说,上世纪60年代,嬉皮士、光头乐队、朋克摇滚在西方社会曾一度甚为流行,这在我们国家没出现过;可是现在,一些“新式迷信”、“疑似迷信”和流言之类的东西在国内却出现了盛行的迹象,从深层次看,是一种“文化迷失”现象。两者虽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物质文明的较快发展,掩藏不住精神文明发展不够的失调。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事物没有认知能力,更多的是表现在行为缺乏辨别能力上。什么是合理、科学的行为方式?在很多人的眼里,跟着大家做就是合理、科学的。
    当然,流言问题的产生,和传播渠道也是关系密切。除了人际和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网络。虽然网络的引导性要弱一些,但是由于虚拟空间自由度高,加上传播又相当迅捷,因此一旦出现某些不良信息,就很容易相互感染。不可否认,流言从传播流行到行为跟从,在很大程度上是网络“传染”的结果。如果头脑里没有鉴别、抵御意识的话,就会不知不觉染上这种“流感”。这种病毒性消息在网络空间的肆意流行,不仅已经成为一种网络病理现象,并正在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如果相应的防御生态与抵御机制还没有形成,要抗拒流言殊为不易。
    生活中的群体行为
    透出社会文明的缺失
    无论年末赶婚,抑或猴年生子,本是生活中事;可一旦成为一种流行跟风现象,透出国人行为的群体性内涵,就变成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这种散播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说大不大,但从中却映射出了一些人素质不高这样一个事实。对此,宋林飞觉得,不能将认识简单化,而应该沉下心来研究。尤其像这种较大面积的群体行为流行,其实反映了社会文明程度亟需提升这样的大问题。
    经济发展了,社会文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不能不说是我们发展中的一种缺失。社会文明,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这不仅是公共场合的礼貌交谈、排队有序,同时也浸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与取向中,进而体现出一个国家、城市的文化根基。
    在这方面,政府的引导作用不可忽视。曾有一个记者说过,他走过全国很多地方,论起经济发展,当地领导都是头头是道,可要谈社会发展,就不再是一套又一套的了。
    的确,要说经济发展模式,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深圳模式、浦东模式等等;但是社会发展呢,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形成吸引人们眼球的著名模式。进入小康社会,人们在物质上没有太多的后顾之忧,但是物质基础的充实并不意味精神领域的同步富足,经济发展本身也并不意味着社会文明的同步发展。对后者,我们以前确实重视得不够。经济20多年发展下来,究竟形成了怎样的上层建筑?我们也尚未系统梳理。城市化进程开始后,有形的高楼大厦盖了不少,但无形的科学文化大厦、精神殿堂搭建与培育得还不够。许多封建、迷信、落后的东西不仅没有被摒弃,反而以新的形式、途径沉渣泛起,这就是一种不协调。
    经济要继续较快发展,需要社会的和谐共生。流言与“时从”现象将留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本报综合新华社、《解放日报》报道
    
  【链接】
    中国婚潮呈现“一年三波”新格局
    
    纵观刚刚走过的2004年,人们就会发现,“五一”、“十一”和元旦前后,已经成为中国人结婚的三个主要集中期,“婚潮涌动”不光出现在岁末。
    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的统计显示,在2004年,兰州市城关区婚姻登记出现了三个高峰:4月,有890对新人进行了结婚登记;9月,有1000余对新人进行了结婚登记;12月,有1000余对新人进行了结婚登记。无独有偶,在中国其他城市,同样出现了这三个婚姻登记高峰期,甚至一些城市出现了结婚证“脱销”的现象。
    婚姻登记是举行结婚典礼的前奏,与这个法定程序相适应,在2004年5月、10月和2005年1月,“结婚扎堆”的报道开始见诸中国各地的报端,北京、西安、南京、兰州等地纷纷出现了节日婚庆的浪潮。
    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柯杨说,农闲秋收之后,举行婚礼,这是中国的旧传统,但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和工作压力增大,这一传统习俗正在发生变化,择节日结婚、择双休日结婚,已经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其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五一”、“十一”、元旦已经成了中国的三大婚庆高潮。
    1999年颁布实施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将新年、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定为了中国公民的四大法定假日,对于日渐忙碌的中国人来说,这些节日不光成了他们难得的休息时间,而且也是他们举办婚礼的良辰吉日。特别是近些年兴起的“五一”、“十一”长假,不但成了中国人的旅游休闲黄金周,而且也成了中国人的结婚黄金周。
    柯杨说,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结婚择日已经越来越与社会节奏密切联系在了一起,但同时人们应该认识到,过于集中的婚潮给人们的生活、工作、出行,甚至将来的子女入学、就业等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手续简化、回乡结婚
    也是“婚潮”涌动原因
    
    受鸡年“无春”,、“寡妇年”之说的影响,一些人确实提前了婚期,将本来计划鸡年举行的婚礼提前到了猴年,这也就一定程度上促成近期结婚人数增多。但业内分析人士指出,这只是原因之一。岁末“婚潮涌动”的背后,还与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的手续简化和便民服务有着重要关系。
    兰州市城关区民政局副局长杨伟国说,与2003年相比,兰州市城关区2004年的结婚登记人数增长了1500多对,超过了8000对,这是往年所没有的,结婚登记人数骤增,与民间流传的明年结婚不吉有一定的关系,也受到了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带来的直接影响。
    2003年10月1日,我国新婚姻登记条例开始实施,其最大特点就是取消了强制婚检等各种手续,大大提高登记效率。杨伟国说,在新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之前,一对新人要完成办单位证明、体验、婚姻登记等各项手续,至少得花上近一个月,而现在简化手续和实行集中办公之后,一对新人在半个多小时,甚至20分钟就能面带微笑地领到结婚证。
    手续简化和更为人性化的集中办公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办事效率,也就自然促成了结婚人数的增多。受此影响,中国许多城市同兰州一样,2004年都出现了结婚人数增多的现象,而且这种增长态势从年初一直持续到了岁末。
    但人们也注意到,结婚登记尽管手续简化了,但在进行结婚登记时,要求男女双方必须都要到场,而且要求到双方任何一人的户籍所在地进行登记,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流动人口和外出工作人员的正常婚姻登记。
    杨伟国说,在岁末增长的婚姻登记人群中,人们应该注意到,回乡探亲人员和外出打工人员占了很大的比重,他们也是促成岁末结婚人数增长的原因之一。均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