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杂文的笔法


(三)杂文的笔法

  杂文的笔法,可以千变万化。自古以来,文成法立。元代郝经说:“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 有法也。”(《答友人论文法书》)文章笔法依内容而定。不同内容用不 同的笔法;有时,内容相同,笔法也可以不同。这还要看作者的意图 及读者对象等因素。下面介绍几种杂文笔法。
  1.以小见大
 以小见大是杂文写作常见的手法。起笔于“小”处,落实到 “大”处。它可以用微不足道的生活琐事引发出具有深广意义的大道 理。这个“小”,打个比方说,可能是炸弹上的引信,是重型机器的 开关,是揭示事物本质的突破口。这个“大”,指事物的整体,全局, 也可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大道理。以小见大,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思维 过程。
  从现实生活角落的一个镜头里可以发现令人深思的大问题、大道 理。《忧闻“教授卖大饼”》(钟玉竹)主旨是对当前社会生活中脑体 收人倒挂感到忧虑。文章不是从抽象大道理讲起,而是先从一幅获奖 的新闻照片说起,先介绍生活中的小小镜头:“河南师大副教授杨富 太业余卖大饼,每天净得利润30余元,四天的收人比他的月工资还 要高。”作者面对此景,心怀隐忧:“一忧这样做会影响教授的本职工 作和身体健康;二忧‘教大学不如卖大饼’,如此‘脑体倒挂’何时 了;三忧这种情况会对教师‘跳槽’、4创收’、‘弃教经商’起到推波 助澜作用,不利于加强教育工作和稳定教师队伍。”通篇在“优”字 上作文章,从“小忧”到“大忧”,从一个人的举动想到一种事业, 想到分配不公问题。
  有时,为了驳斥一种观点也可以采取小中见大的手法。《事事关 心》(邓拓)不同意这种观点:古人读书似乎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 文章开篇介绍明代东林党首领顾宪成写的一副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作者指出,上联生动地描写了自然界的风雨声和人们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的情景,下联充分地表明了当时的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抱 负,不只关心家事,还关心国家大事、世界的大事。上下联贯串起 来,就是说一面要致力读书,一面要关心政治,两方面要紧密结合。 文章在剖析东林党的历史面目之后认为,“片面地只强调读书,而不 关心政治;或者片面地只强调政治,而不努力读书,都是极端错误 的。”不读书而空谈政治的人,只是空头的政治家;不问政治而死读 书本的人,那是无用的书呆子。既要努力读书,又要关心政治,这是 愈来愈明白的道理。这就把做学问与关心政治二者的辩证关系讲明白 了。
  2.托物言志
  托物言志,就是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志向、理想、愿望、感情等 寄托在某种事物上。通过对某种事物的描写、评论,抒发作者的情 怀,展示作者的思想境界。陶铸的《松树的风格》以满腔热情赞美松 树,“杨柳婀娜多姿,可谓妩媚极了,桃李绚烂多彩,可谓鲜艳极了, 但它们只是给人一种外表好看的印象”,松树,“却给人以启发,以深 思和勇气”。他提出,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 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远不被 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还要有松树那种奉献精神,“为了 人民的利益,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文章通过赞美松树 的风格来讴歌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龚自珍的《病梅馆记》以“病 梅’(梅的畸形病态)为喻,围绕梅花的种种不幸遭遇,层层剥皮, 揭露清代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摧残,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他指出,只 有给梅松绑(“纵之”)、让它们任性生长(“顺之”),砸碎那些花盆, 解开捆缚它们的棕绳(“解其棕绳”),有五年时间便可以复原、健全 起来。这种追求个性解放要求自由的思想,具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 性质。托物言志,“物”和“志”必须在某一点上存在着有机地联系。 “松树”有挺拔不畏严寒的特征,因此和人们不畏恶劣环境联系起来: “梅病”是种种人工束缚的结果,因此用它来类比人才受限制、遭压
制。如果“物”与“志” 二者缺乏相似或相通之处,生拉硬扯,•那便 是败笔。
  托物言志,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言不讳的表述(如“松树 风格”),一种是曲折地隐晦地表达(“如梅病”)。后者,多半和写作 背景有关系。三十年代初期,处在白色恐怖之下的瞿秋白要揭露黑 暗、宣传革命,又要避开文网,作文不得不采取曲折的方式。《一种 云》借自然界的“虹”来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为迎接“惊天动地的霹雳”,唱出了时代战歌。1940年,夏衍写的杂 文《野草》,歌颂“种子”的“气力最大”,“小草”的顽强生命力, 说明“种子”的力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用“种子”、“小草” 比喻进步的事业和人民的力量,用“石块”、“瓦砾”比喻压在我国人 民头上的侵略者和一切反动势力。
  3.说古论今
  说古论今,通过评述古代历史事件的经验教训或历史人物的功过 是非来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以古为镜,以史为鉴。或借古喻 今,或借古讽今,其宗旨是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一个鸡蛋的家 当》(邓拓)借明代江盈科的《雪涛小说》的故事,曲折巧妙地批判 了五十年代后期社会上的左倾思潮。通过一个鸡蛋的故事,讽刺今人 的心理,文章主要是为了说明:“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 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 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晁错之错》(曾敏之)以古为鉴,总结教训。文章指出:汉景帝 时代晁错认识到封建诸藩的特权威胁中央集权,建议削藩,这是明智 的。但他没有采取积极对策、分掌军符与周亚夫并肩讨伐、争取削藩 的胜利。他只知献策,却怯于负责,由于没有及时地镇压反对势力, 终于“功可垂成而辄败”。作者认为:“晁错的失败,不能不令人深 思。谈改革,凡触及有特权的势力,就不能妥协畏缩,只有勇往直 前,采取针锋相对的有效决策,才有可能保证改革获得胜利。否则就
会半途而废,贻祸自己,也贻祸国家。”《在毁誉的背后》(曾敏之) 首先讲了齐威王时两个地方官的故事:一个即墨大夫,经常受人诋 毁,但齐威王派人调查的结果是,他治理即墨县“田野辟,人民给, 官无事,东方以宁。”他受诋毁是因为他没有向齐威王左右的人行贿 买好。于是齐威王提升即墨大夫。而东阿大夫,经常受人赞誉,齐威 王同样派人调査,结果是:“田野不辟,人民受馁。”东阿大夫受赞誉 是因为他向齐威王左右的人行贿买好,于是,齐威王下令把东阿大夫 杀掉。文章指出:偏听偏信要不得,不勤于明察,以耳代目,就容易 受骗。齐威王聪明之处在于他能在毁誉之前冷静思考问题,调査之后 判明是非,最后决定奖善罚恶。齐国之所以称霸于战国时代,是政治 清明、整军经武的结果。作者认为,当前官僚主义到了令人不能容忍 的程度,整顿吏治,肃清官僚主义的危害性,看来要有齐威王的明察 与魄力才行,宰几个“东阿大夫”以谢天下,才可以收到官场中“莫 敢言诈”之效。
  4.即事论理
  即事论理,指面对一种社会现象(或自然景物)阐明一种观点或 一个道理。这是自古以来的杂文笔法,针对性很强。古人有“即景会 心”(王夫之)之说,指的是只有对景物有亲自体验与真切感受才能 写出真实感情。古人写过许多即事诗文,面对现实生活抒发感慨。杂 文的即事论理与诗歌的即事歌咏有相通之处,都是有感而发。明代方 孝孺《指喻》先叙述郑仲辨小疾不治、几成大患的事实经过,说明不 使癖疥之疾发展为心腹之患的道理,阐明了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居 安思危的道理。郭沫若《银杏》讴歌银杏的美、真、善,“你的株干 是多么的端直,你的枝条是多么的蓬勃,你的折扇形的叶片是多么的 青翠,多么莹洁,多么的精巧呀!”文章又把银杏和梧桐、白杨作对 比:“梧桐虽有你的端直而没有你的坚牢;白杨虽有你的葱茏而没有 你的庄重”。银杏对寒风霜雪毫不避易,没有丝毫依阿取容的姿态, 果实可以滋养人,木质是坚实的器材,落叶是引火的燃料,银杏应当
称为“中国的国树”。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作者通过歌颂银杏 来赞扬一种品格、一种风貌,即坚强不屈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不正是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应当具备的品格吗?表面写树,实际写人,通 过写树来写伟大的中华民族。这是以描写自然景物来阐明作者的观点。
  5.因事见人
  因事见人,通过对有关生活细节的分析评论,看出一个人的精神 风貌、道德情操、思想品格、兴趣爱好、爱憎感情等等。《巴金先生 的旷达》(曾敏之)引出巴金关于生死的警语:“既然活着,要活得有 意义。生命不是单单领取,生命在于不断的给予。” “空手来,空手 去,……只是文章还没有写完,心理焦急,坐立不安。”文间指出: 这些话充分反映了巴老领略人生机微所得的崇高悟性,所以他坦然地 说“空手来,空手去”,“已把后事安排好了”,外物已不足为巴老之 累。巴老晚年,不仅旷达,回顾平生也巳无愧。他是没有为虚度年华 而悔恨的事了。他的等身著作,证明他的生命是不断地给予,写真 情,说真话。
  明代黄姬水编的《贫士传》讲了许多古代有骨气的人的故事,都 以因事见人手法勾勒人物形象,反映人物品格。如其中一则:
    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路有遗金。公当夏五月,披羊裘负薪而过之。季子呼公取焉。公投镰于地。
  暝目拂手而言日:“子何居之高而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五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遗金者哉?”季子知其为贤者,请问名字。公日:“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语姓字也。”遂去.
  “披裘公”很有骨气,很有志气,以打柴维生,不拾他人遗物; 而“季子”以己之心揣度“披裘公”,妄图与他共占这意外之财。它 写出了品格有别的两个人物,褒贬就在字里行间。
  6.联想成篇
  联想成篇,指由某人或某事而想起其他相关的人或事,由某概念 而引起其他相关的概念,进而阐明作者的观点。联想,是一种由此及 彼的思维过程,这中间必须存在合乎事理的线索。联想可以分为:相 关联想、相似联想、相反联想。相关联想,目睹一事物想到相联系的 另一事物,如老友相逢,想到当年的友谊;看到天安门的照片,想到 北京等等。相似联想,目睹一事物想到相类似的另一事物。如看到拥 挤的人群,想到江河中掀起的浪潮;看到展翅的雄鹰,想到飞行在高 空的飞机,等等。相反联想,即一种逆向联想,如居安思危,获得胜 利时想到失败的教训,等等。
  《买牛与登月的启示》(章明)开头写:最近我国从新西兰进口一 千多头黑白花奶牛,要经过四次消毒,进行四十天检疾,七个省市动 植物检疫所四十五位专业人员来到现场。作者联想到:美国首批登月 宇航员乘的阿波罗号飞船返回地面,在太平洋濺落后,被关在密封的 坐舱里,进行“宇宙检疫” 一周,担心他们带来病菌和病毒。文章 说:对于有形的病菌和病毒严加防范完全必要,但是,对于无形的病 菌和病毒——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某些很有问题的文化艺 术等等,也不能忽略。对待它们大概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惊惶万状, 重新闭关。一种是赞不绝口,相见恨晚。我们应采取第三种态度:积 极防疫,战而胜之。惟一的办法是发动群众民主评论,使大家弄清事 实和道理,增强免疫力,同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事业,建 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夺回阵地。这篇文章如果一开头便说资产阶级思 想传播进来,如何加以防范,那就很平淡,没多少吸引力。从进口奶 牛检疫想到宇航员“宇宙检疫”,从“有形的病菌”想到“无形的病 菌”,就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
  7.诙谐连缀
  诙谐连缀,指严肃的论辩寓于轻松的讥讽之中,道理寓于嬉笑之 中,通过喜剧气氛来理解作者的观点。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
3中国公文实用大典
及酒之关系》诙谐幽默,饶有情趣,阐述了社会生活与文学变迁的辩 证关系,处处扣紧国民党“巧取豪夺”、攫取政权的现实,借古讽今。 巴金的《大镜子》,通过“照镜子”来抒发感慨:镜子上反映出来的 “尊容”叫人担心:憔悴,衰老,皱纹多,嘴唇干瘪……。它随时提 醒我:你是在走向死亡。索性打碎镜子,从此不接触这一类的东西也 罢。我遇见的人经常对我讲:“你没有改变,你精神很好。”这些话听 起来很人耳,同死亡完全连不起来。用好听的话做养料,是不是越养 越好,……别人说我“焕发了青春”。我完全接受,甚至更进一步幻 想自己“返老还童”。……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垮了。用钢笔写字也 感到吃力,上下楼梯也感觉到膝关节疼痛。这时我又想起照照镜子, 站在镜子前面一看,取下了假牙,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哪里还有什 么“青春”?文章写得起伏相间、幽默婉转。实际上的衰老和别人的 恭维是一种矛盾。文章通过一连串诙谐的细节表明:要冷静地认识自 己,自然法则不可违抗,未来的日子毕竟有限。“还是规规矩矩地待 在家里写吧,写吧,这是我给自己下的结论。”文章从头到尾都写 “照镜子”,自始至终都在写志向。《妙语录音》(刘征之)通过放一盘 某局长的讲话录音,勾画了一个废话连篇、夸夸其谈的首长的形象。 这个局长,说没什么可讲的却讲个没完没了;说没什么准备,却口若 悬河;说是百家争鸣,却东拉西扯;说要开短会,发言却是“懒婆娘 的裹脚布”;连准备的材料也没弄清楚,却要谈十个问题了。难怪会 场上呼噜呼噜,“初如哑笛,次如推磨,再次,如猿呼,如虎啸,如 风雨,如雷霆,把讲话的声音完全淹没了。”通篇由诙谐的语言连缀 而成,都是“废话”,但角度不同,读起来饶有兴趣,令人可笑、可 悲、可叹、可恶。
  8.取类归纳
  取类归纳,指对生活中的一些类似现象加以归纳,提炼出令人深 思的观点。它可以概括许多人的共同点,论述他们的精神风貌;也可 以归纳许多事实,阐明其客观规律。这种写法显得浑厚有力。
  《剽窃术种种》(章明)指出,剽窃之风古巳有之,手法千变万 化,可概括为五种:一日“明窃”。凭借权势公开剽窃。乾隆皇帝御 制诗达十万余首,开创古今中外诗人著作最高记录,但据《啸亭杂 录》、《清野史》披露,大多数是初无定稿,圣上口述,词臣笔录。现 实生活中的某领导硬要在某著述上署名,某导演硬要在片头上充当编 剧之类。二日“暗窃”。于不知不觉之中行囊括劫夺之术。三日“雅 窃”。在文章中大段大段地照抄别人的著作。四日“巧窃”。将别人已 经发表的作品拿来加工制作一番,取其神髓,弃其外形,重施脂粉, 俨然新作。五日“笨窃”。照抄原作,换上己名,欺蒙编辑,以求一 逞。作者认为,-切剽窃术都是不保险的。奉劝人们写文章要老老实 实。《漫谈金口玉牙》(章明)讲到唐代的“封驳”制(“封驳”,即皇 帝作的决定或写成的诏书,如宰相或门下省认为不妥,可写不同意 见,并把沼书封上交给皇帝)。文章例举: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处理县 尉李万玉一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休表示异议;文宗开成三年关于 处理郭承嘏一案,给事中卢载退还诏书;宣宗初年,李藩升为给事 中,看到宣宗敕书不妥,就在敕书尾上批“却之”(表示拒绝)。作者 列举这些史料说明,唐代的某些帝王还允许别人持不同意见,尽管有 “封驳”之权的只能是大官僚。
  9.寓庄于谐
  寓庄于谐,指庄重的主题通过某种诙谐幽默的表达形式反映出 来,可以是欲抑故扬,反话正说,可以是巧用双关,故意夸张,读后 令人感到啼笑皆非,领略一种观点或一种道理。《和尚动得,我动不 得?》(谢云)紧紧扣住阿Q说过的一句话来做文章,剖析现实生活中 某呰人的心态。阿Q摩小尼姑头皮,小尼姑不让他动手动脚,阿Q 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这句话化非为是、变无理为有理,既有 助Q己鼓起“动”的勇气,又可以充当抵御责难的挡箭牌,活脱地勾 出了某些人的一种心态和处事原则。文章认为,有些人乱拿公物,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施用范围越来越广。别人大吃大喝,我至少
小吃小喝;你多占三间房,我也来多占三间。占了公家便宜,心安理 得。作者指出,“和尚动得,我动不得?”是一种泯灭良知的麻醉剂, 一种自我欺骗的借口,一种向邪恶看齐的哲学。这种心理或处事原 则,如果在社会上弥漫开来,不但扶正祛邪难以实现,而且会形成一 种破坏力量。当年雷峰塔倒掉,今天某些厂矿设备遭到哄抢,某些森 林被滥砍乱伐,不过是小焉者。其大焉者是是非观念的淡漠以至混 渚,人们灵魂受到污染。这篇杂文富有风趣,令人哭笑不得,但观点 是庄重严肃的。《“关系学”学院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李健强)用 反语、谐音、夸张等写作方法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不正之风。它 的“招生对象”是:“1.为上司抬轿大步流星行走百里而腿能不软者;
2.当众吹牛撒谎四小时而口能不渴者,……”。“指导教师”是:“吴 视法教授、魏私教授……”。“招考专业”:“哄骗专业、吹拍专业”。 “研究主攻方向”:“贿赂效应、捕捉上司贪欲的《歌德巴赫猜想》 ……”。“考试科目”:“《收授礼品之道》、《白占学》……”这张“招 生广告”,从几个侧面勾勒出以拉关系、走后门为荣的某些人的精神 面貌。他们有时抬轿,有时行骗,不讲公德,违法乱纪,奉行的是一 种奴才骗人哲学。
  10.层层剥皮
  层层剥皮,通过由表及里层层深入地剖析问题来阐明作者的观 点。有的从纵的角度来讲,按时间顺序去分析,一层比一层深;有的 从横的角度来说,彼此相比,加以分析,步步深人;有的采取纵横交 错层层剥皮的方法,阐述作者的看法。《光明日报》杂文《“枕头” + “拳头” =?》(彭放)是这样写的:
    “枕头”者也,色情与性作品也,“拳头”,打斗、凶杀 之类。笔者查看市面书摊,以带“性”和“色”的作品来 说,仅书名就不下五十余种,至于那许多打着“通俗小说”
  旗号的各类刊物,几乎无刊不色,无文不性。笔者曾听一家 书摊的主人说,现在写《色狼的覆灭》、《性的报复》之类作
品巳不走俏,最时兴的作品是写各式各样的“试婚”、写 “处女”的初试之夜。还有以“人体艺术”名义出版的各式 各样的裸体画册。据资料统计,从1988年4月到1989年3 月,不到一年间竟相继出版了 60种之多,被出版界称之为 一场“人体大战”。
  有理论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性文化年”。是啊,我们 确实需要文化,包括在性问题上。但我怀疑,那许多阅读色 情描写的中学生,他们的着眼点恐怕不在于文化,而在于 性。那许多慷慨解囊数十元去买一本画册的人,那些不是研 究者、专门家,而找人拉关系高价抢购非洁本《金瓶梅》的 个体户、小商贩,他们的醉翁之意,都在“艺术’’吗?还有 那些争相出版此类作品的出版社、杂志社,也未必都是为了 文化,恐怕还另有所求。文化的内容那么丰富,如果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文化,只有“性”和“色”,岂不悲哀?
  有正直良知的教师和家长们,早巳向社会发出“救救孩 子”的呼吁,可是出这类书刊的势头并未减弱。笔者也曾质 问过几家出版社:“你们为什么不出点好书?”回答说:“不 行啊,有双效益的政策管着”。所谓“双效益”是指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把精神产品完全当成商品,放在市场上去自 由竞争,有社会效益的书不赚钱,实际上是用经济效益完全 挤垮了社会效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在执行政策上的失误。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并不是人人都认识到这种“枕 头”泛滥的危害的。有一种理论说,现在的中国还是性开放 不够。他们不仅举出二圣人的“食色,性也”为据,还以西 方世界已经怎样怎样了为例,进而上升到理论说:“一个经 受不起性刺激的民族,是不文明、不健康的民族。”呜呼! 原来我们民族的“不文明”、“不健康”是因为性不开放?是 的,我们真正的性科学,性教育不够,缺乏高层次的对性艺
          术的审美修养,但绝不能像现在这样旨在追求刺激的性泛 滥。饮食男女是人性之本,也一点不错。但是,人除了吃 饭、男女做爱之外,恐怕还有许多重要事情要做,要不,人 怎样同动物区分呢?
          现在回到文章的本题上来:“枕头”加“拳头”等于什 么?是文化的繁荣,还是文学的堕落?是审美品格的提高,
           还是欣赏趣味的下降?是为国家赚钱支援了 “四化”建设,还是污染了社会,有损于精神文明?这显然并非难解!
          这篇杂文采取纵横交错、层层深人的分析方法,指明r几年来 “性文学”泛滥的危害,说明“枕头”加“拳头”只能足文学的琯落, 污染了社会,有损于精神文明。
             11.借题发挥
          借题发挥,即凭借一件事情加以发挥,表述作者的观点。这“… 件事情”是由头,是阐述问题的发端,它必须和文章表述的观点有内 在的联系。借题发挥是一种由此及彼的思维方式。运用得好,可以引 发人们进一步思考问题。鲁迅写过许多借题发挥的杂文。193]年2/j 7日,中国共产党员、革命青年作家李伟森、柔石、白莽、胡也频、 冯铿五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他们高唱国际歌壮 烈牺牲,用年青的生命撰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篇文章”。 同年三四月鲁迅连连发表杂文,揭露反动派的罪行。《中国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是一篇深沉的悼文,借五位烈士的悲壮就义, 无情地揭露了敌人的卑劣和凶残。这对于在敌人的刀丛中艰苦奋斗的 革命文学运动,是响亮的进军的号角。文章指出,反动派虽然杀气腾 腾,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力量是不可摧的,革命文艺,虽处在 萌芽阶段,但它“仍然滋长”。
              12.着眼一词
          着眼一词,通过剖析一个词、一个成语、一个短语来揭示-坤观 点。杂文常常是措千理于局中、融万汇于笔端,论题要集中到一点
上。这一词、一语犹如“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看到大千世 界人情世故的千姿百态。《“疑似”可古为今用》(曾敏之)通篇围绕 “疑似”做文章,认为“疑似”可作为知人论世的古训。文中引用 《吕氏_秋•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之所•表,患剑之似吴干......,相似之道,此愚者 之所大惑_厂而圣人之加虑也。
  这就是说,有些石头看来像宝玉,有些劣剑看来像莫邪干将所得 的名剑,令人迷惑。如何辨认呢? “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于 其人也。”人们对表面相似的东西,不可贸然相信,要加以调查了解, 要向熟悉的人调查,作出判断。即使尧、舜、禹一起走到长草的积水 地区迷了路,也会问牧童;走到河汉纵横地区要过河,也要问渔翁。 要问忠奸、善恶、功过、是非、真伪,应该问人民群众。这篇杂文说 明:有人俨然以香港人代表自居,并用“香港的民意”作为筹码,迷 惑人们,以图混水摸鱼,值得警惕。
  13.摆脱浅见
  摆脱浅见,指面对某种流行的肤浅看法提出异议,阐发一种观 点,,但这并非标新立异,而是有根据地发表一种见解。它需要深沉的 反思,旁征博引,深人论证。《质量第一》(黄秋耘)是这样写的:
    每逢岁尾年头,各省(市、自治区)的作家协会分会少 不了要开理事会或者代表大会,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讨论 未来一年的工作计划。我有幸读过几个省(市、自治区)的 总结,内容基本上大同小异,有一条总是不会缺少的,就是 列举在过去一年间,该会的会员一共出版、发表了多少部长 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以至多少篇散文,多少篇报 告文学和特写,多少首诗歌,多少篇评论文章等等。
    总结工作,当然首先要提到成绩。文学创作的成绩,以 数量来计算,这也是一种标准。但是否数量越多,就成绩越大呢?恐怕不见得。文学作品也是一种产品,产品是可以用 数量来计算的。好比一家制鞋工厂,每年生产十万双皮鞋, 比之生产五万双,产值就多一倍。哪怕这十万双皮鞋当中有 一部分是二级品,只要不是废品,仍然可以卖得出去,创造 一定的价值。但是文学作品的价值是不能单凭数量计算的。 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比之十部甚至百部平庸的甚至低劣的作 品,还要有价值得多!
  以古代诗歌而论,宋代诗人陆游的《剑南诗稿》收辑了 各种体裁的诗歌近万首。唐代诗人杜甫现在流传下来的诗歌 不过1400首左右。但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会据此 得出一个结论:陆游是比杜甫还要伟大得多的诗人。以近代 作家而论,张恨水所写的长篇小说达数十种之多,可谓著述 等身。鲁迅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连《阿Q正传》也不过 是一部2.5万字左右的中篇。假如有人编印《张恨水全集》, 其篇幅肯定会在《鲁迅全集》之上,但谁也不会认为张恨水 对近代中国文学事业的贡献超过鲁迅。
  衡量文学创作的成绩,光看数量多少是不够确切的,至 少是失诸片面的。目前全国出版的文学刊物(包括以刊登文 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刊物,不包括报纸副刊)达五百多种, 作品数量之多,简直难以统计。假如各省(市、自治区)的 作家协会分会总结文学创作的成绩,仅仅以数量为标准,在 客观效果上,将会促使一些滥竽充数或者昙花一现的作品大 量产生,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会导致货币贬值的; 那么,片面强调数量是否也会导致文学作品贬值呢?这是一 个值得各级文学创作领导部门认真考虑的问题,看来多而滥 还不如少而精为好。五百多种文学刊物是否也可以考虑适当 减少或者合并一些呢?
  对新作者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厚积而薄发”,经过充分的酝酿和构思,集中精力和时间写出一篇高质量的作品 来,比之写出十篇平庸低劣的作品要有益得多。同时,行文 也要力求简约精美;能用短篇写出来的题材,切不可拉扯成 中篇;能用中篇写出来的题材,切不可延伸成长篇。要以少 少许胜人多多许。古人讥讽出版平庸低劣的著作为“祸枣殃 梨”(古代的书版大都是用枣树和梨树的木材刻制的,故 云)。那么,在今天来说,就是浪费了纸张和油墨,更有甚 者,还浪费了广大读者千金难买的光阴。
  这篇杂文中心论点是:我们的文艺创作,不要盲目地追求数量, 要重视质量,要有“质量第一”的观念。如俗话说“宁吃鲜桃一口, 不要烂杏一筐”。这个观点很有现实意义。文章第一段,提出现实生 活中的一种现象:各省作家协会每年总结工作总要讲讲他们这一年出 版了多少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评论等等。这里有个问题, 是否数量多就等于成就大呢?本文作者感到这里大有文章。于是,提 出了一般人不大留心或者不常思索的问题。文章第二段,开始进行分 析。作者认为:文艺创作的成绩以量来计算,是一种标准,“但是否 数量越多,就成绩越大呢?”值得反思。文艺作品也是一种产品,但 它和生活日用品不大一样。这是进行类比分析。文章指出:工厂生产 十万双鞋,比五万双多产一倍,有一部分“二级品”也可以卖出去。 而文艺作品,“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比之十部甚至百部平庸的甚至低 劣的作品,还要有价值得多。”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有所不同,盲目 地追求作品数量是不对的。文章第三段,生发开来,进一步来论证: 宋代陆游诗歌近万首,而唐代杜甫诗作才1400首左右,但不能说陆 游比杜甫更伟大;现代作家张恨水长篇小说有数十种,而鲁迅最长的 小说《阿Q正传》不过2.5万字左右,但不能说张恨水比鲁迅贡献更 大。一古一今,两反两正,都在论证文艺作品存在以少胜多、以质取 胜的客观事实。文章第四段,进一步深化论点:作品多而滥不如少而 精,文艺创作上的滥竽充数只会促使“通货膨胀”,片面地强调数量
会导致作品贬值,多而滥不如少而精。这就讲明了平庸之作的危害。 在前面论证的基础之上,论点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文章第五段阐明: 对新作者来说,“厚积而薄发”十分重要,要以“少少许胜人多多 许”。今天,再出现“祸枣殃梨”,不仅是浪费纸张、油墨,更重要的 是“浪费了广大读者千金难买的光阴”。总之,这篇文章论点突出, 论据有力,论证合乎逻辑,语言简洁明快。第一段提出问题,第二、 三、四段从几个不同的侧面阐明观点,通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对 比分析、通过古今文艺现象的对比论证、通过分析平庸之作与“通货 膨胀”的关系,深化了论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最后一段,总结上 文,得出文艺作品要以少胜多、以质取胜的结论。
  例文
“贵族心态”漫议
李永斌
  二十多年前,“贵族”在中国还是一个口诛笔伐的词汇,而今却 不同了,一些人想方设法跻身于“贵族”行列。
  某地一普通歌舞厅稍加装修就变成了 “贵族倶乐部”;某时装店 摆了几件名牌时装就声称是“贵族购物中心”。与此相映成趣的是, 社会上有那么一批人喜欢显示其“贵族气派”:他们本来有一张纯情 的脸,却要花重金进行“技改”,铸就一脸“工业美”;头发原本乌 黑,转眼间成了黄毛;在外企干了几天,便吃不惯米饭面条;新、 马、泰走了一遭,回来就嚷嚷“中国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他们的 “大哥大”利用率一般很高,但常常玩点“到月球上承包工程”的 “假打”;他们的财产还经不起几次瓜分,但至少要离一次婚。有这样 一则笑话:某大款的儿子在填写一表格时问“民族” 一栏怎么填,其父日:“填贵族”。其“贵族心态”溢于言表。
  “贵族”究竟为何物?按照一般的理解,它是奴隶社会或封建社 会以及现代君主国家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享受特权。很显然,它与我 们某些人小人得志后的自鸣得意和乞丐发迹后的一掷千金,绝对不是 一码事。我们的某些暴发户无论怎么说也绝对不在“贵族”之列。那 么,是什么原因使某些人有如此强烈的贵族心态呢?笔者以为,原因 不外乎有三。其一,这类人发迹过于容易。据介绍,在发达国家要造 就一个亿万富翁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而在我国某些人暴富却只用 几年。可见,在竞争机制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改革开放初期,一部分先 富起来的人确实是靠了特殊的机遇。其二,这类人一般胸无大志。他 们暴富之后没有想到抓住机遇再发展,更没有想到自己富了带动周围 人共同致富,而是安于现状。其三,这类人一般忽视精神生活的重要 性,把物质享受当作了人生唯一的追求,如同乞丐当了皇帝,只知道 一味向别人炫耀他吃得如何丰盛。
  人,不仅仅是为物质而活着,他还要有高尚的精神生活。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提倡物质上的富足、富裕,而且提倡精神上的 高贵和人格上的完善。而那些只图个人物质享乐不知高尚精神为何物 的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光明日报》,1998年7月14日)
造名术记略
陈早春
  名人,本来是林中的秀木,同行中的出类拔萃者,为普通大众所 敬慕,不然,怎能称得上“高山仰止”呢。但现今的不少名人,却是 假造的古董,纸扎的花。在假冒伪劣商品充斥于市的今天,名人也不
乏假冒伪劣者。
  拙劣的骗名者,一眼就可以看穿。比如冒充某政府首长,某校名 教授,某报名记者、某中央级剧团名导演、名演员的,屡屡见诸报 端。甚至还有冒充警察、解放军、税务稽查员的。所冒没什么名气, 但有权力,可见名、权、利是三位一体的。这类冒名行骗者,只是有 脸无皮,有胆无术,比起那些鼎鼎大名的造名者来,真是“小巫见大 巫” 了。而且这类骗名者,大抵还要冒着风险,他们很容易被人识 破,遭受唾骂,有的还难免螺绁之灾。
  比起他们来,造名有术者却要高明得多了。其术深具智慧和谋 略,计谋于斗室之内,行之于千里之外,虽然表现得千姿百态、花样 翻新却严丝密缝不露痕迹。他们的命运也相当幸运,至少是在他有生 之年,或因名得利、得势,或受万民景仰,或被请进庙堂、殿堂,甚 至还可载入史册,名扬四海,远播千秋。
  造名术虽有多种多样,但用得最多也最有效的,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日“靠”。“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是明明白白的一种 靠法;“朝中有人好做官”,也属于这一法。人除了父母、朋友外,还 有太太、千金、大姑子、小姨子,也是可以靠的,即所谓裙带关系 也。这些靠法,古已有之,渊源有自,不足为怪,也不用多谈。时代 在进步,人也越来越聪明。现在不仅靠古法,还有新人新法可靠,如 靠奸商、靠掮客是也。仅举文坛为例。你不会写文章而想成大作家 吗?有法!雇一个小文书,口授一点经过编造的离奇经历,特别是床 第或野合的感受,带着浓浓的“色”,交给掮客去书稿竞卖会上拍卖, 再请几个大款、大腕去当“托儿”,将标价抬得高高的,于是搞出版 的奸商们蜂拥而上,几经讨价还价,百万、几百万成交了。于是这就 成了报刊头版头条的社会新闻,舆论争相报道。大作还未出版,名作 家的交椅就已坐定了。据说还有拍卖书稿题目的,书稿呢,对不起, 谁屑于伏案爬格子呢!再比如从未画过画要想当大画家也不难,胡乱 涂鸦几笔,注明X派杰作,给掮客塞把钱,交给古董文物店,标价几 十万。无人问津怎么办?这“画家”坦然答日:“我不卖画,是卖
名”。价码越高,不就名也越大吗?
  二日“炒”。现在搞市场经济,产品要包装,要推销,要广而告 之,让消费者知晓。这是需要的,也是可以接受的。但商家也得讲诚 信,卖的是瓷杯,不能说成是金瓯。商家作广告,还得遵守广告法, 可名人的造名,却无法可依,“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自己没名,可 以假名人以自重。有的名人,短短几年,主编的书刊难以数计,序跋 题签也多如牛毛,而且中外古今,天文地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 包罗殆尽。这样的名人已成了造名者的工具。造名者四处在物色这样 的人梯,这样的开路机。此其一。其二,买通各种媒体,广播里有其 声,屏幕上有其影,报刊上有其文。这文,或是高价买来的,或是哥 儿们讲义气彼此帮忙吹嘘的,或是自个儿关着门用着化名自吹自擂 的。其炒作术之多,难以一一综述。
  三日“爆”。此法难以名状,偶见街头巷尾爆米花者,庶几近之。 一个小小作家,一生中写的也不过有数的几篇作品,编个小册子也未 尝不可。但他要争个“著作等身”的大作家,于是乎就大编特编起 来。就这有数的几篇文章,颠倒编序可以变出多本,利用加减法又可 变出多本,换换题目又幻出了多本。多本相加,就是一大摞。于是 乎,中外名人词典中的条目就丰富多彩了,可以与多产的巴尔扎克、 托尔斯泰比肩而立了。
  四日“讼”。现在的作家们都好争讼、聚讼,特别喜欢大头头出 来批评他,更喜欢诉讼Q这并非文人相轻使然,他们这样做,为的是 造名,借此可以名声鹊起,获得轰动效应,让妇孺老少皆知,大有 “不能流芳百世,也可遗臭万年”的大丈夫气概。鲁迅生前就曾碰到 过这类事,他斥责这类人为“天津青皮”,他的对策是决不理睬,以 便他们难以售其奸。
  五日“装”。装成大作家、大批评家的样子。他们很善交际,可 以拍着部长、大名人的肩膀称兄道弟,特别是在大庭广众之中,众目 睽睽之下,竭力表现出与其亲昵之状。他们还特别喜欢也特别善于赶
会,拎着一个文件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会开到半截了,他来 了,每次都这样表白:“我刚从某某会赶来。盛情难却啦,这会也不 得不来呀。”这会尚未完,他就站起身,又是一以贯之的一套表白: “实在对不起,某某首长在某某地方主持个会,非要我去说几句不可, 只好告辞了。”对他们,知情的人给以蔑视和冷笑,不知情的人却刮 目相看,很遗憾不能亲聆教诲。
  有人说,“文人是清高的”,不见得;“文坛是圣洁的”更不见得-“争名于朝,争利于市”,那本是脏官和奸商干的勾当,现在可不也是 他们的专利了?谓予不信,就请大家去睁眼看看吧。
                   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一日 (《光明日报》,1998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