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外企白领生存状:很多人得了抑郁症



    外企的白领阶层是改革开放30年中兴起的。由于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他们的生存状况每况愈下,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变得的抑郁了。

    白领群体的崛起

    在生活中,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提“改革”二字。然而,何谓改革?改革只是随意而简单地对现状进行改变吗?在词典中可以轻易查到对改革的定义。它指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大家也似乎都喜欢改革,市场改革了,诊治制度也改革了,社会要进步,时代要变迁,这一切似乎都依赖于改革。

    有人说,改革是好事儿,停滞不前才是可耻的,那样的社会只能原地不前甚至退步。也有人说,社会要进步,就必须改革,任何时期想要创造一个新的时代,都是通过改革换来的。也有些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改革呢?还有一部分改革,初衷是好的,但由于过程太过复杂而悖于原来的初衷,实在可惜。

    中国人目前的现状如何?真是如任志强所言“中国人太有钱了,房子太便宜了”吗?国内的一部分人也许真是有钱,但民间的说法是,国内51%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数富裕个人和家庭手中。那一部分的人确实有钱,他们住的是豪宅,随便一买就是好几套房子。而另外那些人呢?他们拿着微薄的收入,住着租来的房子,没日没夜地奋斗着,一套房子、一辆车就足以让他们奋斗终身。

    “社会是进步了,先富起来的人是当下的既得利益者,而后富的人则暂时没有得到利益,这个利益的失衡分配也就造成了如今的贫富差距,并且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大多数人穷其一生,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只能奋斗到一个中产阶层。中国的白领最有希望成为这个阶层。然而,随着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来袭,这个团体有些‘受伤’,他们失业的失业,破产的破产,其中很多人被高额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一位在某外企从事多 年的白领说道。

    随着时代的进步,近10年来,有那么一种身份在崛起,靠工资能买得起房子、开得起车、生活处于小康水平,思想意识则为个人消费的现代民众意识,这些人正成为我国中产阶层的主力军,而其中的大部分为白领。

    “我们很幸运,也很不幸”

    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的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典型现象,也证明了一点,“知识改变命运”。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外型、丰富的精神体验。因此,白领成了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它正在迅速崛起,并为中产阶层注入血液。

    然而,却有股力量向着他们袭来。于是,他们收入减少了,生活习惯改变了,甚至失业了。

    一个在外企工作了12年的白领告诉记者,没有背景的我们没有什么机会发展,唯一的发展途径就是通过“知识改变命运”,通过知识提升个人能力,用以实现自身价值。

    她认为,随着外资的引入,外企逐渐兴盛起来,这让官本位文化色彩浓厚的国度有了一丝新颖的气息,也让知识分子有了发展的机会。在国内,要取得发展、改变命运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当上公务员,进入仕途;二是进入外企工作。众人皆知,前者是非常不易的,不仅需要通过成千上万人的竞争,还往往需要足够强大的人脉关系和财富实力。

    通常人们也只能选择后者,或者在私营企业工作。

    她说道:“我们很幸运,也很不幸。幸运的是,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进入外企来改善自己;不幸的是,有一股力量在侵蚀着这个环境。”



    据她表示,外企虽然待遇丰厚,但是却没有像其他某些行业有着所谓的灰色收入,所以在收入以及纳税上是非常透明清晰的。白领的确是在国内兴盛了一段时间,但好景不长,随着金融危机的加剧,各大外企遭受了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尤其外企员工还遭遇了一些不利政策,那种想抱着外企“大腿”寻求发展的努力也逐渐不行了。

    当记者询问其对“吉林通钢事件”的看法时。她表示,可以理解这起事件的发生,因为当改革重组发生后,许多工人面临着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的前景,加上现在环境这么不景气,而且又没有说话的渠道,他们只能通过某种方式来宣泄自己的压力。

    她认为,有些改革措施的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实施时,却忽视了一些人们的利益,以致于取得了相反效果。譬如,近两年公积金的某些改革变动。她说:“本来我每月能取得四五千元的公积金,由于新政策规定的上限,使得我每月仅能拿到2000元的公积金,比以往降了好多。”

    另外,她提到了《劳动法》的修改。原本外企员工被裁员后,可以取得额外一年的工资补偿,即裁员费。但由于现今的规定:失业后的补偿不得高于平均工资水平的3倍,假定当时的平均工资水平为3000元,那么失业者最多只能取得额外9000元乘以12个月的工资补偿,这样对外企的员工是非常不利的。一旦他们的工资高于9000元,他们就得独自承担这些损失,而企业一方的裁员成本就因此大大降低了。当然,这些工资高于9000元的人就大部分集中在外企当中。

    为此,一位刚入职一年多的某外企员工对这点也表示了忧虑。他说:“虽然现在的税后收入还没达到这个数,但是按照单位的工资上升率,两年后就能过这个数了。虽然觉得自己能力不错,但万一哪天‘灾难’真降临到头上了,那就真挺难受的”。

    这样的政策,看起来初衷是为了限制高收入者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举措。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更像是一场政府与企业间的博弈所产生的结果。“某些企业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负担,而政府又得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作者的利益,这么博弈的结果可能就造成了《劳动法》的修改,但这样的改革似乎对企业更加有利。”

    她表示,这些措施的直接影响就是,让他们的收入降低了,而且个人的习惯也不得已作出了一些调整。

    “我们虽然不能开源,但总能节流吧。我觉得整个消费欲都减少了很多,以前看上的东西都会直接下手购买,到了现在,反倒得掂量掂量了。”随后,她指着身上的衣服说:“这件就是在我家楼下的地摊买的,才50多元一件。”

  “很多人都得了抑郁症”

  记者采访了另一个在外企上班的员工,他在韩资企业工作5年,对外企也有比较具象的了解与认识。

  他认为,与美资企业相比,韩资企业在管理上更加一板一眼,不如美资企业那么人性化、放松,这点跟韩国人比较拼命的民族特质息息相关。据他透露,金融危机的来临,使得韩国老板更加谨小慎微,员工想要加班必须申请,如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36小时,一般是不被批准的,所以碰到大量的工作时只能无偿利用自己的时间加班加点完成。办公设施的使用在特殊阶段也要能省则省。

  他告诉记者,该公司每小时的加班费是46元,但是要扣税的,所以实际到手的钱与付出是不成正比的,而且奖金同样要扣税。他接着表示,国家对《劳动法》的一些改动以及政策上的调整对年轻一点的员工影响不大,主要是因为工资水平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没有明显的落差;而对中上层的一些员工影响还是很大的,但当这些人的收入达到瓶颈,很难再有所提高时,多数人会考虑自谋生路,比如自己开个小公司之类。

  由此可见在外企工作的人神经绷得都很紧,每时每刻都要有做选择题的心理准备。长此以往,难免要承受很多工作和生活上的压力。他说,公司里的确有很多人都得了抑郁症。

  一套房子、几个政策改革就能让这片本来能够施展才能、体现公平的地方渐渐恶化,乃至消失。

  当问到经济危机后外企的发展前景时。在美资企业的员工表示,外企员工没有“代言人”,当他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替他们说话,维护她们的利益。“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