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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整合与刑事政策


    
    非犯罪化的法理依据在于:没有被害人的犯罪或者涉及社会风尚的行为,要么不会对法益产生侵害或实质的危险,要么是侵害法益不明确的行为,它们不应该是刑罚处罚的对象。非犯罪化并不是不处罚犯罪,而是要建立新的宽容价值观;非犯罪化并不是全面否定刑法在制裁破坏传统社会风俗行为、维护道德秩序方面的功绩,而是强调刑事政策在最低限度内利用刑法维护道德秩序,以有效保护社会法益。在实现非刑罚化之后,国家在制定刑事政策时,要允许、鼓励公民参与到对犯罪或越轨行为的社会医疗网中。对此,学者指出:“无论是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救助措施,还是对精神病人或酗酒者的治疗措施。当前的运动趋势是促进社会团体参与整合而不是排斥。”在法国,对某些违警罪,在保留其“刑事”犯罪性质的前提下,运用一系列与德国、意大利的行政程度极其相近的简易程度。“以民事制裁替代刑事制裁以实现非刑事化的做法在商法的很多领域更为明显……某些原先要处罚禁刑和罚金刑的犯罪现在改处个人破产的商业制裁”[13]。这些措施的出现,都和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整合的需要紧密相关。
    
    (二)完善社会整合方面的相关制度
    
    社会整合的需要促使以下相关制度出现并发挥作用。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国家力量的领导下,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各司其职,通力合作,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文化的、法律的各种手段,预防和惩罚违法犯罪,教育改造违法犯罪的人,逐步限制和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保证经济在良性发展轨道上运行,增强公众的安全感。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最早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明确指出:综合治理是解决我国新时期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同年3月2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以法律形式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关问题确定下来。自这两个《决定》颁布以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逐步在全国各地推进和深化,为维护社会治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证明,凡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落实得好的地区,其社会治安形势就好。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义,我国学者也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刑法结构性改革要取得预想效果,需要有一个层次在刑法之上的大环境,主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完善和落实。综合治理思想合乎历史趋势,当前问题是不落实和难落实。[14]因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将作为我国的一项长期刑事社会政策贯彻下去,今后的重点应当是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形成具体、有效的工作机制,改变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的部署多而落实少的局面,真正把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二是要选好“切入点”,真正找准、抓住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具体、有效的载体,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与此同时,还要根据国家实行“依法治国”的要求,把综合治理与依法治理有机地结合起来。 [15]
    
    2.城乡一体化政策
    
    在计划经济时代,为有效控制人口迁移,推行简单化的社会管理,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分治政策。这一政策在很长时期内具有正面效果,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劳动力输出在所难免,这样就出现了大量人口流动现象,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市谋生。由此带来多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量人户分离使得政府的人口管理难度加大,其他配套政策例如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等政策也难以推行;二是农村和城市生活环境的巨大差距,以及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现象,使得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民工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容易出现心理失衡,从而导致很多社会问题。三是城市就业机会有限,资源有限,在生活困难之际,进入城市但是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的少数人会选择犯罪,由于人口流动性强,这为控制、惩罚犯罪带来很大难度。
    
    所以,要建构和谐社会,整合社会关系,必须改革目前的城乡分治策略。比较现实的思路是:对于目前已经形成的特大城市,要运用经济、文化等手段,有效控制人口;对于中等城市,要有计划地逐步发展,防止城市发展的贪大求洋现象;对于现有的小城镇,要大力发展,积极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二元分治现象,在这些地方依法实现迁徙自由,保持社会的稳定。 
    
    3.建立合理的经济政策
    
    涂尔干认为,对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发生的大量犯罪,可以用失范理论进行解释。而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犯罪现象,也可以用失范理论来分析。这主要是因为经济高速扩张,原有的约束个人的标准崩溃了,但新的标准还没有来得及确立,公共意识将人们和事物重新分类还需要一段时间。松弛的社会力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恢复平静,人们和事物各自的价值还处于未知状态,因此短时间内所有的规范都将缺失。涂尔干由此得出结论:经济繁荣时期的失范比经济衰退时期还严重。因为随着经济繁荣的增长,人的欲望也增长了。就在传统规则丧失权威的时候,实现欲望所能带来的更大的奖赏却刺激着人们,使得他们更加急功近利,对于控制更加不耐烦。恰恰是在欲望应当得到更多约束的时候,它们却得到了更少的约束,因此违规状况或社会反常状况进一步恶化。
    
    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建立合理的经济制度,在经济生活变化之后,迅速确立新的规范,以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对于减少犯罪、控制犯罪至关重要。
    
    4.其他社会政策
    
    例如对于艾滋病人的态度如何,是否有免费救治这些病人的措施,对犯罪预防和社会安全会产生很大影响。国家在这方面必须加大投入。
    
    此外,还需要考虑建立很多增加政府官员社会亲和力的制度,例如直接选举范围逐步扩大,迫使各级官员听取民意,而不是只看上级领导的脸色行事,从而在官员和民众之间产生天然隔膜,对社会秩序的动荡完全不知情。在很多时候,各级官员认真分析社会矛盾,观察社会变动,积极采取措施消除社会中存在的各种误解,对于化解社会矛盾,预防和减少犯罪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三)建构合理的刑事社会政策
    
    按照涂尔干一贯的观点,对于某一社会事实,总是可以用其他的社会事实来加以解释。犯罪这种社会事实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由其他的社会事实即一定的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社会现象。因此,对犯罪问题仅仅靠刑罚、刑事政策是难以解决的,只有消除导致犯罪产生与存在的社会条件,才是治本之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刑事社会政策的存在价值才开始凸现出来。
    
    刑事政策不能仅仅关注传统刑罚制度及其防制效果,而应当分析一个社会中以刑法运作为核心的反犯罪整体性战略。所以,刑事社会政策就应当被界定为刑罚以外的国家、社会对付犯罪的诸种正式或非正式反犯罪策略。在这个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就不能仅仅是国家、社会运用刑事法惩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实践,而且是社会整体的治理策略中的重要一环。刑事社会政策应该与自由、平等、团结、安全等社会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应鼓励多方面的社会参与,而不应仅仅依赖于传统的刑罚手段。刑事社会政策是为了预防犯罪、减少犯罪,而采取的尽量消解犯罪原因的各种(狭义上的)社会政策。良好的刑事社会政策的运作对于促进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1.犯罪预防的刑事社会政策
    
    在很多情况下,犯罪不是格个人自由意志决定的产物。“在犯罪人处遇不仅没有充分地发挥其职能,贴标签的弊害等反而使犯罪人处遇成为再犯发生的原因的现状之下,虽然说,应当考虑改进刑事司法制度,但重要的是事先预防犯罪的发生。犯罪对策的根本仍然是犯罪预防”。[16]所以,和犯罪压制相比较,我们今天要特别重视的是犯罪预防。对于犯罪的预防,既应当看作是政府的服务职责,也应当看作是社会组织的服务功能。在此政策之下,加强对控制犯罪的宣传,结合政府与民间之力量,成立各种犯罪组织或者社会团体,政府和民众站在一起来共商抗制犯罪的措施。这种预防策略的推行,可以促使民众直接参与犯罪预防过程,增强其安全感。
    
    对于犯罪预防,我们现在强调得比较多的是国家有关机构推行的预防措施。但是,在国外,由民间组织的治疗性预防十分流行。治疗性预防是根据犯罪预测和经验,判断哪些人是危险的人,进行有针对性、有实效的预防,其主要针对少年实施。治疗性预防由主要学校实施,建立资料,加强和家长的联系,提高老师的判断能力,改进教育方法,与警察进行必要的合作。对抽烟、喝酒、旷课、吸毒的少年则进行单独的辅导。此外,需要考虑社会行动与犯罪预防之间的关系,积极改善社会生活条件,消除引发犯罪的各种原因;健全社会安全的公共保障组织,发展行业协会、农会等组织,实行行业组织的自治,尽早发现违法犯罪苗头,预防犯罪。
    
    2.罪犯复归社会的刑事社会政策
    
    犯罪人本人出狱后,必须尽快融入社会,才能获得新生。如果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其就有可能成为累犯。相反,如果社会能有一个接纳出狱人的良好机制,就可以巩固既有的改造成果,使犯罪人不致重蹈覆辙。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再就业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要建设和谐社会,推行积极有效的刑事政策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在这一点上,我国目前存在很多缺陷:一方面,普通人的就业竞争逐步加大,严重压缩了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机会,使得很多刑满释放人员陷入几乎绝望的境地。另一方面,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普遍存在歧视态度,使得其重新融入社会难上加难。虽然很多人在提供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安置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大多难以为继。[17]所以,应当调整经济政策,鼓励各种经济组织接受、安置刑满释放人员,并给予类似企业各种政策上的优惠。
    
    3.被害人补偿的社会机制
    
    在犯罪发生后,采取各种措施,积极补偿、安抚被害人,对于恢复社会秩序,防止被害人在受到犯罪侵害后,在物质上遭受新的侵害,都有重要意义。至于如何补偿被害人的损失,虽然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被害人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中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但这在实践中会遇到多方面的困难:一是许多犯罪分子罪行重大,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但其经济能力无力赔偿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二是许多刑事案件无法破获,犯罪“黑数”很大,犯罪分子没有被捉拿归案,这使得被害人的物质赔偿诉求根本无法实现,不少人特别是那些被犯罪分子致伤致残的人陷入生存困境;三是许多严重犯罪例如强奸罪,给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但是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被害人无法就这一部分请求赔偿。
    
    为此,我国有必要学习其他国家所建立的国家和社会对被害人的经济补偿制度。在中国,解决问题的思路大致有两个:一是国家必须承担补偿或者赔偿被害人损失的基本责任,建立国家救助制度。初步的考虑是在各级民政部门或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内,成立被害人经济补偿机构,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捐助等途径筹措经费,帮助那些遭受物质损失而又得不到赔偿的犯罪被害人获得适当的经济补偿,防止被害人因陷于生活困境而对犯罪人及其亲属乃至社会进行报复,尽快恢复社会秩序。二是设立民间的被害人救助基金会,通过社会捐助广泛募捐经费,呼吁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同时对捐助企业制定并执行税收减免政策,对其善举利用社会舆论给予积极评价。
     
【注释】
  本文是作者今年11月25日在“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构建”(重庆)研讨会上的发言稿,首发于《法学杂志》今年第1期,感谢赵云阁主编以及付强先生的盛情约稿。 
    [①] 【英】H.K.科尔巴奇:《政策》,张毅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今年版,第10页。
    [②] 【美】沃尔德等:《理论犯罪学》,方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今年版,第132页。 
    [③] 转引自【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今年版,第162页。 
    [④]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页以下。 
    [⑤] 【美】沃尔德等:《理论犯罪学》,方鹏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今年版,第130页。 
    [⑥]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8页。 
    [⑦]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3页。 
    [⑧] 吴宗宪:《西方犯罪学说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⑨]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0页。 
    [⑩] 【法】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以下。 
    [11] 李海东主编:《日本刑事法学者》(下),“藤木英雄”部分,中国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9年联合出版,第211页。 
    [12] 【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13] 【法】戴尔玛斯•马蒂:《刑事政策的主要体系》,卢建平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222、225页。 
    [14] 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31页。 
    [15] 刘仁文:《刑事政策初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今年版,第94页。 
    [16] 【日】大谷实:《刑事政策学》,黎宏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99页。 
    [17] 参见龙婧、李佳宇:“刑释人员爱心基地面临倒闭”,《新京报》今年4月8日,A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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